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是团结全国刑事诉讼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其前身是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6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分立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12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完成民政部社团法人登记手续,...
李洪杰: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

【摘要】 自愿认罪有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方面,被追诉人在诉讼阶段的权利是否受到了明显的不法侵害;二是主观方面,被追诉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及认罪后果有充分了解。实证考察表明,被追诉人与法律职业人对“认罪”的理解基本相同,但是在群体内部对认罪的理解又有不同。被追诉人可能为了量刑优惠而违心认罪,在认罪的情况下对证据审查和辩护律师的作用不够重视。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由于适用的诉讼程序不同,法律职业群体对认罪自愿性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也出现了不一致。违心认罪有三个原因:被追诉人基于量刑诱惑违心认罪,司法机关偏离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目标进行操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赋予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建立程序回转机制。
【关键词】 自愿性;量刑诱惑;认罪协商;辩护权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检察机关的指控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最终获得相对较轻处理的刑事制度。推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提升司法公正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传统的对抗型司法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改传统诉讼的激烈对抗局面,探索一种新的合作型的诉讼模式,提倡被追诉人主动认罪与司法机关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协商只有建立在自愿认罪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制度的设计初衷,被追诉人违心认罪必然产生错案,这与我国实事求是的司法理念相冲突。
  一、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内容
  根据改革的试点意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政策没有适用程序的限制,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及速裁程序都可以适用。为吸引更多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试点吸收了英美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的一个基本做法,允许公诉方与被告方进行协商,赋予双方更大程度的协商空间,使控辩双方互惠互赢。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司法机关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可以给予被告人较多的优惠:在程序上,诉讼程序进一步简化,以提高诉讼效率。在审查起诉阶段,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送达期限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在实体上,司法机关也进一步贯彻“从宽”的处理原则,对被告人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协商予以更多的尊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二)自愿认罪的重要性及标准
  1.自愿认罪的重要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合作型司法的基本特征,因为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控辩双方都获得了相应的诉讼利益。被告人认罪的直接后果是案件的办理程序简化,如北京地区的试点规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送达期限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又如,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一般应当当庭宣判,但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这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庭审虚化,庭审没有发挥对侦查和起诉的审查与把关作用,难以发现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违法问题,更难以发现被告人违心认罪的问题,导致审判程序成为对侦查活动的确认。由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法官在开庭前已经基本对案件的实体裁判形成内心确信,全盘接受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只要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没有对认罪的自愿性提出异议,庭审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已经不再发挥实质的作用。[1]在速裁程序中,由于案件情节较轻,违心认罪问题可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将在所有类型的案件中铺开适用,在那些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案件中,一旦被告人违心认罪,其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认罪自愿性关系着试点的成败,认罪自愿性无法保证,整个试点将成为冤错案的温床。司法实践中,违心认罪依然是困扰司法机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被追诉人有可能被迫认罪。公安、司法机关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有可能采取各种手段让嫌疑人、被告人违心认罪。尤其是在程序最为封闭的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更是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被追诉人极有可能主动选择认罪。自从进入诉讼程序那一刻起,被告人就面临着认罪认罚从宽带来的诱惑与考验:如果选择认罪认罚,会得到“从宽”处理的结果,相对严格的量刑而言这是一种收益;如果不认罪认罚,他将无法享受“从宽”,量刑极有可能比前者严苛。两者权衡,被追诉人有可能主动选择认罪。
  2.认罪自愿性的标准
  被告人应当是真诚自愿的认罪,而不能是强迫、威胁、引诱之下的违心认罪。对于这一点,理论界与实践部门都一致赞同。理论界认为,“自愿性是指认罪主体出于本人的真实愿望真诚认罪悔罪,而不是出于物理或精神强制的被迫。”[2]然而,这是对自愿性的一种概念界定,无助于实践部门的理解和把握。认罪是否是自愿的,应当具有可操作的标准,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
  首先,在客观方面,被追诉人在诉讼阶段的权益是否受到了明显的不法侵害。我国立法对被追诉人的供述自愿性的规制主要表现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了防止办案机关以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人的供述而增设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本条为被告人认罪自愿性设定了客观判定标准,将“自愿性”从对被告人主观意志的判定,转为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以及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的客观行为的判定。[3]然而,何为“刑讯逼供”“非法方法”,立法没有规定,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其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也采取了类似的规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则将“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与“刑讯逼供”并列。2017年6月27日,两院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至4条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获取的供述,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获取的供述,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获取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为司法机关认定“刑讯逼供”、“非法手段”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也为判断认罪的自愿性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客观标准。
  其次,在主观方面,被追诉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及认罪后果有充分了解。实践中常见被追诉人口口声声认罪悔罪,但是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又提出上诉,认为量刑过重或者罪名认定不当。实际上,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案件证据情况无法全面掌握,被追诉人的这种认罪是一种模糊的认罪,只知道自己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但是应当以什么罪名定罪,处以何种刑罚,被追诉人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被追诉人的认罪虽然具有自愿性,但这是一种虚假的自愿,即被追诉人是在不了解自己行为性质及后果的情况下的认罪。因此,在让被追诉人认罪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信息告知和权利告知,让其了解基本案情、行为性质以及认罪之后可能面临的后果,对认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被追诉人认可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即可,无需对起诉书记载的事实全盘认可。有的行为人虽然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有误解,如认为自己只违法不犯罪或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但经过办案人员或律师解释说明后承认是犯罪的,也可以是自愿的认罪。
  二、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
  认罪的自愿性在试点过程中多次被各方提及。两院三部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1条中开篇明义地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为了保障被追诉人认罪的真实性,第5条还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北京、上海等地试点的实施细则中,都对认罪的真实性进行了重点强调,并设置了相应的机制予以保障。然而实践中,认罪自愿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对此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仍然需要从实证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
  2016年1月至9月,笔者有幸参与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部分法院、检察院、律所开展的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实证研究》的调研工作。此次调研的对象包括被告人和法律职业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不含警察),因此问卷也分为法律被告人卷和法律职业人卷,两种问卷不同。课题组共发放被告人卷200份,收回167份,其中北京44份、郑州31份、烟台62份、成都30份。这些问卷能基本反映我国被告人的状况,男性所占比例大于女性,20-40岁之间比例较大,小学、初中学历的被告人人数占比最大。课题组共发出法律职业人卷1500份,回收946份。其中向法官和检察官发放1000份,回收576份;向律师发放问卷500份,回收370份。这946份法律职业人卷中,北京241份、芜湖67份、郑州51份、安阳40份,烟台102份、成都80份、福州67份、深圳298份,基本能够涵盖东、中、西部地区。
  调研设计的问卷中包含了关于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问题。为了对认罪的“自愿性”进行全方面考察,课题组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认罪”含义的理解。对“认罪”含义的理解是认罪的前提,不能对“认罪”含义进行有效理解,认罪的自愿性就难以掌握,哪些是自愿认罪,哪些是违心认罪将界限模糊,难以考察。其次是对被告人进行调查。被告人是认罪的主体,是否自愿认罪其最清楚,因此课题组对认罪的主体情况、认罪的考虑因素进行了考察,细化到了年龄、性别和学历等因素。证据审查以及律师参与是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重要保障,被告人对此持何种态度,我们也进行了调查。再次,作为审查认罪自愿性的主体,法律职业人对被告人认罪持何种态度,被告人认罪之后是否还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都事关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也应当是调研的重点内容。
  (一)对“认罪”理解的考察
  此次调研考察了被告人和法律职业人对“认罪”的理解,两份问卷题目相同。[4]被告人关于“认罪”含义的有效问卷为164份:88人认为“认罪的含义为认可起诉事实及罪名”,占比53.7%;43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起诉事实”,占比26.2%;21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罪名”,占比12.8%;12人认为“认罪的含义为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占比7.3%。法律职业人关于本题的有效问卷有940份:其中440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起诉事实及罪名”,占比46.8%;283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起诉事实”,占比30.1%;88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罪名”,占比9.4%;129人认为“认罪的含义是指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占比13.7%。
  从数据来看,被告人和法律职业人两个群体内部均对“认罪”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约一半的人认为“认罪”就是“认可起诉事实及罪名”,然后是“认可起诉事实”,两者合计在80%左右。被告人和法律职业人在对“认罪”的理解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原有的观点认为,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作为普通群体的被告人不可能准确理解专业词汇的含义,因此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较为集中的一个选项,比如“认罪的含义为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从而出现选择同一选项的人较多的情况。但是本次统计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告人选择的是“认罪的含义为认可起诉事实及罪名”,与法律职业人的相差不大。我们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调查时课题组成员会对被告人进行解释,这样被告人对问卷中比较专业的术语,如“认罪”“指控”“事实”“罪名”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另一个是有的被告人不了解这些专业的术语,但是采取合作的态度,认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表明被告人愿意与公诉人及法官合作,不给他们添麻烦,以此换取从宽处理。
  (二)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
  1.被告人有可能违心认罪
  (1)是否会违心认罪
  课题组设计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你是否会为了得到从宽处罚而违心认罪”这一问题。[5]在关于本题的164份有效问卷中,认为“不会认罪,坚信法律是公正的”的有126人,占比为76.8%,而有38名被告人选择“会违心认罪,可以早日出去”,占比为23.2%。由此可见,虽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的供述是自愿的,但是仍有多达五分之一的被告人为了获得量刑方面的从宽处理,愿意违心认罪,这就导致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存在较大的错案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我国司法人员所担心的。课题组通过统计还发现,被告人的性别、年龄、学历均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表1-3。
  表1性别对为从宽处罚而违心认罪的影响示意表
┌────────────┬───────────┬───────────┬─────┐
│            │不会认罪,坚信法律是公│会违心认罪,可以早日出│总计   │
│            │正的         │去          │     │
├─────┬──────┼─────┬─────┼─────┬─────┼─────┤
│性别   │男性    │101    │77.7%   │29    │22.3%   │130    │
│     ├──────┼─────┼─────┼─────┼─────┼─────┤
│     │女性    │25    │73.5%   │9     │26.5%   │34    │
├─────┴──────┼─────┼─────┼─────┼─────┼─────┤
│总计          │126    │76.8%   │38    │23.2%   │164    │
└────────────┴─────┴─────┴─────┴─────┴─────┘

  在性别方面,男性与女性的违心认罪稍有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违心认罪。女性违心认罪的比率为26.5%,超过女性总数的四分之一,超过男性5个百分点。
  表2年龄对为从宽处罚而违心认罪的影响示意表
┌────────────┬───────────┬───────────┬─────┐
│            │不认罪,坚信法律是公正│会违心认罪,可以早日出│总计   │
│            │的          │去          │     │
├─────┬──────┼─────┬─────┼─────┬─────┼─────┤
│年龄   │20到30岁  │49    │75.4%   │16    │24.6%   │65    │
│     ├──────┼─────┼─────┼─────┼─────┼─────┤
│     │30到40岁  │40    │76.9%   │12    │23.1%   │52    │
│     ├──────┼─────┼─────┼─────┼─────┼─────┤
│     │40到50岁  │24    │72.7%   │9     │27.3%   │33    │
│     ├──────┼─────┼─────┼─────┼─────┼─────┤
│     │50岁以上  │13    │92.9%   │1     │7.1%   │14    │
├─────┴──────┼─────┼─────┼─────┼─────┼─────┤
│总计          │126    │76.8%   │38    │23.2%   │164    │
└────────────┴─────┴─────┴─────┴─────┴─────┘

  总体来看,年龄因素对是否违心认罪的总体影响不大,但是50岁以上老年人违心认罪的比例远远低于青壮年人。50岁以上的被告人违心认罪的人数只有1人,比率仅为7.1%,在各个年龄阶段中比重最低。一种可能是,老年人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心智更加成熟,也更为重视自己的名誉,害怕一旦自己违心认罪会“晚节不保”,因此他们更不愿意认罪。另一种可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受过较多红色教育的一代人,他们对法律信任的程度更高,更相信通过司法机关的认真审查能还自己清白。
  表3学历对为从宽处罚而违心认罪的影响示意表
┌────────────┬───────────┬───────────┬─────┐
│            │不会认罪,坚信    │会违心认罪,     │总计   │
│            ├───────────┼───────────┤     │
│            │法律是公正的     │可以早日出去     │     │
├─────┬──────┼─────┬─────┼─────┬─────┼─────┤
│学历   │文盲    │10    │71.4%   │4     │28.6%   │14    │
│     ├──────┼─────┼─────┼─────┼─────┼─────┤
│     │小学、初中 │61    │77.2%   │18    │22.8%   │79    │
│     ├──────┼─────┼─────┼─────┼─────┼─────┤
│     │高中    │33    │78.6%   │9     │21.4%   │42    │
│     ├──────┼─────┼─────┼─────┼─────┼─────┤
│     │大学及以上 │22    │75.9%   │7     │24.1%   │29    │
├─────┴──────┼─────┼─────┼─────┼─────┼─────┤
│总计          │126    │76.8%   │38    │23.2%   │164    │
└────────────┴─────┴─────┴─────┴─────┴─────┘

  学历对是否违心认罪的影响也比较小,各个学历层违心认罪的比率基本持平。不过其中有一个细微的差别,那就是文盲最容易违心认罪,比率为28.6%。
  (2)被告人认罪后的选择依据:程序公正抑或实际从宽
  课题组设计了“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你选择适用不同程序的依据”这一问题。[6]在161份有效问卷中,选择“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不考虑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的有78人,占比为48.4%;选择“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哪种程序从宽幅度大,就选择哪种程序”的有83人,占比51.6%。学历、年龄等不同影响因子对这一结论影响不大。具体见表4-6。
  表4认罪认罚前提下,学历对程序选择依据影响示意表
┌────────────┬───────────┬───────────┬─────┐
│            │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哪│总计   │
│            │不考虑从宽处罚的幅度大│种程序从宽幅度大,就选│     │
│            │小          │哪种程序       │     │
├─────┬──────┼─────┬─────┼─────┬─────┼─────┤
│学历   │文盲    │6     │42.9%   │8     │57.1%   │14    │
│     ├──────┼─────┼─────┼─────┼─────┼─────┤
│     │小学、初中 │39    │50.6%   │38    │49.4%   │77    │
│     ├──────┼─────┼─────┼─────┼─────┼─────┤
│     │高中    │18    │42.9%   │24    │57.1%   │42    │
│     ├──────┼─────┼─────┼─────┼─────┼─────┤
│     │大学及以上 │15    │53.6%   │13    │46.4%   │28    │
├─────┴──────┼─────┼─────┼─────┼─────┼─────┤
│总计          │78    │48.4%   │83    │51.6%   │161    │
└────────────┴─────┴─────┴─────┴─────┴─────┘

  总体来看,学历因素对程序选择的总体影响不大,但是在不同学历层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即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被告人更倾向于选择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选择从宽处罚幅度大小的比例更少。
  表5认罪认罚前提下,年龄对程序选择依据影响示意表
┌────────────┬───────────┬───────────┬─────┐
│            │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哪│总计   │
│            │不考虑从宽处罚的幅度大│种程序从宽幅度大,就选│     │
│            │小          │择哪种程序      │     │
├─────┬──────┼─────┬─────┼─────┬─────┼─────┤
│年龄   │20到30岁  │28    │46.7%   │32    │53.3%   │60    │
│     ├──────┼─────┼─────┼─────┼─────┼─────┤
│     │30到40岁  │27    │50.0%   │27    │50.0%   │54    │
│     ├──────┼─────┼─────┼─────┼─────┼─────┤
│     │40到50岁  │18    │54.5%   │15    │45.5%   │33    │
│     ├──────┼─────┼─────┼─────┼─────┼─────┤
│     │50岁以上  │5     │35.7%   │9     │64.3%   │14    │
├─────┴──────┼─────┼─────┼─────┼─────┼─────┤
│总计          │78    │48.4%   │83    │51.6%   │161    │
└────────────┴─────┴─────┴─────┴─────┴─────┘

  总体来看,年龄因素对程序选择的总体影响不大,但是在不同年龄层之间有所差别,50岁以上老年被告人的选择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被告人,他们更多选择的是从宽处罚幅度的大小,而非程序本身公正与否。
  通过实证观察我们可以预测,被告人违心认罪的情况极有可能出现,比例高达五分之一。由于认罪认罚案件庞大的案件基数,一旦该制度在全国全面展开,违心认罪的绝对数量可能相当惊人。被告人认罪,虽然有约一半相信程序的严谨、公正,但是仍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由于认罪之后可能的量刑优惠带来的诱惑。虽然此次调研没有统计除了量刑优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被追诉人违心认罪,但是从表1-3可以预测,大多数违心认罪是基于量刑优惠的诱惑。
  2.认罪的程序和机制保障考察
  此次试点设置了多种保障被追诉人自愿认罪的机制。试点要求,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通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值班律师、及时安排值班律师等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坚持证据裁判,依照法律规定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等。这些要求全面而又具体,但是在贯彻执行方面如何,需要进行实证的考察。
  (1)被告人对证据审查的重视程度
  对证据出示的认识反映了被告人对证据的重视程度,也从侧面决定着认罪认罚的程序保障机制能否有效落实。此次调研对此设计了问题“如果在法庭上认罪认罚,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宣读、出示相关证据”。[7]在关于本题的167份有效问卷中,39.5%的被告人认为“有必要,正常宣读、出示证据”,32.9%的被告人认为“有必要,但可以从简宣读、出示证据”,27.6%的被告人认为“没有必要宣读、出示证据”。学历、年龄、地区等影响因子与证据出示的必要性有一定的相关度。详情见表6-9。
  学历越高的被告人持“有必要,正常宣读、出示证据”的观点的比重越高,也就是说学历越高,对证据的重视程度越高;学历为文盲的被告人持这一观点的比例为35.7%,学历为小学、初中的被告人的占比为38.8%,学历为高中的为39.5%,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为43.3%。与此相对应,被告人学历越低,对证据的重视程度越低。文盲持“没有必要宣读、出示证据”这一观点的比例高达42.9%,学历为小学、初中的被告人的占比为26.2%,学历为高中的为32.6%,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为16.7%。详情见表6。
  表6学历与证据出示的必要性认识关系示意表
┌───────────┬─────────┬─────────┬─────────┬───┐
│           │有必要,正常宣读、│有必要,但可以从简│没有必要宣读、出示│总计 │
│           │出示证据     │宣读、出示证据  │证据       │   │
├────┬──────┼────┬────┼────┬────┼────┬────┼───┤
│学历  │文盲    │5    │35.7%  │3    │21.4%  │6    │42.9%  │14  │
│    ├──────┼────┼────┼────┼────┼────┼────┼───┤
│    │小学、初中 │31   │38.8%  │28   │35.0%  │21   │26.2%  │80  │
│    ├──────┼────┼────┼────┼────┼────┼────┼───┤
│    │高中    │17   │39.5%  │12   │27.9%  │14   │32.6%  │43  │
│    ├──────┼────┼────┼────┼────┼────┼────┼───┤
│    │大学及以上 │13   │43.3%  │12   │40.0%  │5    │16.7%  │30  │
├────┴──────┼────┼────┼────┼────┼────┼────┼───┤
│总计         │66   │39.5%  │55   │32.9%  │46   │27.6%  │167  │
└───────────┴────┴────┴────┴────┴────┴────┴───┘

  年龄对证据出示必要性的认识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太明显,也不是呈正比例或者反比例关系。详情见表7。
  表7年龄与证据出示的必要性认识关系示意表
┌───────────┬─────────┬─────────┬─────────┬───┐
│           │有必要,正常宣读、│有必要,但可以从简│没有必要宣读、出示│总计 │
│           │出示证据     │宣读、出示证据  │证据       │   │
├────┬──────┼────┬────┼────┬────┼────┬────┼───┤
│年龄  │20到30岁  │29   │43.9%  │18   │27.3%  │19   │28.8%  │66  │
│    ├──────┼────┼────┼────┼────┼────┼────┼───┤
│    │30到40岁  │19   │35.2%  │21   │38.9%  │14   │25.9%  │54  │
│    ├──────┼────┼────┼────┼────┼────┼────┼───┤
│    │40到50岁  │13   │39.4%  │10   │30.3%  │10   │30.3%  │33  │
│    ├──────┼────┼────┼────┼────┼────┼────┼───┤
│    │50岁以上  │5    │35.7%  │6    │42.9%  │3    │21.4%  │14  │
├────┴──────┼────┼────┼────┼────┼────┼────┼───┤
│总计         │66   │39.5%  │55   │33.5%  │46   │27.6%  │167  │
└───────────┴────┴────┴────┴────┴────┴────┴───┘

  证据出示必要性受地区影响较大。认为有必要正常宣读、出示证据的,成都比重为53.3%,在四个地区中比重最大;烟台比重最小,为32.3%,两者相差21%。认为没有必要宣读、出示证据的,烟台比重为32.2%,在四个地区中最高;郑州比重为19.4%,在四个地区中比重最低,比烟台少12.8%。详情见表8。
  表8地区与证据出示的必要性认识关系示意表
┌───────────┬─────────┬─────────┬─────────┬───┐
│           │有必要,正常宣读、│有必要,但可以从简│没有必要宣读、出示│总计 │
│           │出示证据     │宣读、出示证据  │证据       │   │
│           │         │         │         │   │
│           │         │         │         │   │
├────┬──────┼────┬────┼────┬────┼────┬────┼───┤
│地区  │北京    │18   │40.9%  │15   │34.1%  │11   │25%   │44  │
│    ├──────┼────┼────┼────┼────┼────┼────┼───┤
│    │烟台    │20   │32.3%  │22   │35.5%  │20   │32.2%  │62  │
│    ├──────┼────┼────┼────┼────┼────┼────┼───┤
│    │郑州    │12   │38.1%  │13   │41.9%  │6    │19.4%  │31  │
│    ├──────┼────┼────┼────┼────┼────┼────┼───┤
│    │成都    │16   │53.3%  │5    │16.7%  │9    │30.0%  │30  │
├────┴──────┼────┼────┼────┼────┼────┼────┼───┤
│总计         │66   │39.5%  │55   │32.9%  │46   │27.6%  │167  │
└───────────┴────┴────┴────┴────┴────┴────┴───┘

  (2)被告人对律师辩护的重视程度
  此次改革试点也强调设立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但是被告人对律师辩护的重视程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首先,关于案件是否有律师帮助。[8]在163份有效问卷中,有51.5%的被告人表示“在案件中没有律师的帮助”,24.5%的被告人表示“在公安阶段有律师提供帮助”,27.6%的被告人表示在“检察院阶段有律师提供帮助”,35%的人表示“在法院阶段有律师提供帮助”。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帮助的范围不大,律师帮助主要发生在审判阶段。
  其次,关于是否需要律师帮助。[9]在161份有效问卷中,有49.1%的被告人认为需要律师提供帮助,而认为不需要提供帮助的有50.9%,两种选择基本持平。学历、年龄、地区等因素对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见表9-11。
  总体上,被告人对于辩护律师的需求随学历升高呈现出递涨的趋势,学历越高,对律师帮助权越重视。文盲至初中学历的,有一半以上的被告人认为认罪认罚之后不需要律师帮助,小学、初中学历比重最高,为59.5%,大学及以上学历最低,为34.5%,比前者低25%。详情见表9。
  表9学历与律师介入价值认识关系示意表
┌───────┬───────────────────────────┬─────┐
│       │在你的案件中,是否需要律师帮助            │总计   │
│       ├─────────────┬─────────────┤     │
│       │需要           │小裔要          │     │
├───────┼──────┬──────┼──────┬──────┼─────┤
│学历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     │
├───────┼──────┼──────┼──────┼──────┼─────┤
│文盲     │6      │42.9%    │8      │57.1%    │14    │
├───────┼──────┼──────┼──────┼──────┼─────┤
│小学、初中  │32     │40.5%    │47     │59.5%    │79    │
├───────┼──────┼──────┼──────┼──────┼─────┤
│高中     │22     │56.4%    │17     │43.6%    │39    │
├───────┼──────┼──────┼──────┼──────┼─────┤
│大学及以上  │19     │65.5%    │10     │34.5%    │29    │
├───────┼──────┼──────┼──────┼──────┼─────┤
│总计     │79     │49.1%    │82     │50.9%    │161    │
└───────┴──────┴──────┴──────┴──────┴─────┘

  年龄对于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其中30至40岁的被告人对律师需求度较高一些,为56.9%,比最低值42.9%高出14%。各年龄段与平均值相差不大。详情见表10。
  表10年龄与律师介入价值认识关系示意表
┌───────┬─────────────┬─────────────┬─────┐
│       │需要           │不需要          │总计   │
├───────┼──────┬──────┼──────┬──────┼─────┤
│20到30岁   │30     │46.9%    │34     │53.1%    │64    │
├───────┼──────┼──────┼──────┼──────┼─────┤
│30到40岁   │29     │56.9%    │22     │43.1%    │51    │
├───────┼──────┼──────┼──────┼──────┼─────┤
│40到50岁   │14     │43.8%    │18     │56.2%    │32    │
├───────┼──────┼──────┼──────┼──────┼─────┤
│50岁以上   │6      │42.9%    │8      │57.1%    │14    │
├───────┼──────┼──────┼──────┼──────┼─────┤
│总计     │79     │49.1%    │82     │50.9%    │161    │
└───────┴──────┴──────┴──────┴──────┴─────┘

  地区因素与对律师介入价值的认识相关度较高。从表11可以看出,各地对于律师的需求度不同,其中北京、烟台被告人的律师需求度较小,需要律师辩护的比重分别为45%和35.5%。郑州、成都被告人的律师需求度较大,需要辩护的比重分别为63.3%和69%。成都被告人最需要律师辩护,而烟台最不需要,前者的比重大约是后者的两倍。
  表11地区与律师介入价值认识关系示意表
┌───────┬───────────────────────────┬─────┐
│       │在你的案件中,是否需要律师帮助            │总计   │
│       ├─────────────┬─────────────┤     │
│       │需要           │不需要          │     │
├───────┼──────┬──────┼──────┬──────┼─────┤
│北京     │18     │45.0%    │22     │55.0%    │40    │
├───────┼──────┼──────┼──────┼──────┼─────┤
│烟台     │22     │35.5%    │40     │64.5%    │62    │
├───────┼──────┼──────┼──────┼──────┼─────┤
│郑州     │19     │63.3%    │11     │36.7%    │30    │
├───────┼──────┼──────┼──────┼──────┼─────┤
│成都     │20     │69.0%    │9      │31.0%    │29    │
├───────┼──────┼──────┼──────┼──────┼─────┤
│总计     │79     │49.1%    │82     │50.9%    │161    │
└───────┴──────┴──────┴──────┴──────┴─────┘

  (三)法律职业人对认罪自愿性的关注点
  1.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关注重点
  认罪的自愿性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对于法律职业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关注度如何,我们专门设置了问题进行考察。[10]统计结果发现,随着诉讼程序复杂性的提升,法律职业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关注度逐渐下降,对犯罪事实及证据情况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在速裁程序中对认罪的自愿性关注度最高,而在普通程序中对犯罪事实及证据情况关注度最高,对量刑证据及量刑建议情况的关注度变化不大。详情见表12。
  表12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所关注的重点
┌────┬─────────┬───────────┬─────────┬─────┐
│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量刑证据及量刑建议情况│犯罪事实及证据情况│有效答题数│
│    │否        │           │         │     │
├────┼────┬────┼─────┬─────┼────┬────┼─────┤
│速裁程序│704   │74.7%  │404    │42.8%   │623   │66.1%  │943    │
├────┼────┼────┼─────┼─────┼────┼────┼─────┤
│简易程序│618   │65.7%  │457    │48.6%   │643   │68.3%  │941    │
├────┼────┼────┼─────┼─────┼────┼────┼─────┤
│普通程序│448   │47.6%  │425    │45.1%   │711   │75.5%  │942    │
└────┴────┴────┴─────┴─────┴────┴────┴─────┘

  由于速裁程序中被告人均应当认罪,且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源自速裁程序试点改革,因此我们专门对速裁程序中存在的难点或者障碍进行了考察。[11]统计发现,速裁程序的办理难点在于认罪自愿性难以保障。在942份有效问卷中,70.6%的法律职业人认为“办理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存在的难点或障碍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难以保障”,40%的法律职业人认为“办理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存在的难点或障碍为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当”,60.2%的法律职业人认为“办理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存在的难点或障碍为司法责任、错案追究方面的压力”。
  2.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把握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司法机关也应当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只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只有达到证明标准并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的,才可以作出相应的从宽处理。[12]但是,虽然证明标准是固定的,对于证明标准的把握却因人而异,此次调研专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设置了问题。[13]在940份有效问卷中,32.1%的法律职业人认为“普通程序最严格,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有所降低”;14.6%的法律职业人则认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一样,速裁程序有所降低”;37.4%的法律职业人认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一样”;15.9%的法律职业人认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依次递减”。其中法官群体中,20%以上的人认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在证明标准的把握上依次递减。详情见表13。
  表13职务对程序类型与证明标准关系的认识影响示意表
┌────┬───────┬───────┬─────────┬─────────┬───┐
│    │普通程序最严格│普通程序与简易│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总计 │
│    │,简易程序和速│程序一样,速裁│、速裁程序一样  │、速裁程序依次递减│   │
│    │裁程序有所降低│程序有所降低 │         │         │   │
├────┼───┬───┼───┬───┼────┬────┼────┬────┼───┤
│法官  │70  │35.9% │12  │6.2% │74   │37.9%  │39   │20.0%  │195  │
├────┼───┼───┼───┼───┼────┼────┼────┼────┼───┤
│法官助理│20  │19.2% │13  │12.5% │47   │45.2%  │24   │23.1%  │104  │
├────┼───┼───┼───┼───┼────┼────┼────┼────┼───┤
│检察官 │38  │28.4% │18  │13.4% │51   │38.1%  │27   │20.1%  │134  │
├────┼───┼───┼───┼───┼────┼────┼────┼────┼───┤
│检察官助│39  │28.5% │20  │14.6% │61   │44.5%  │17   │12.4%  │137  │
│理   │   │   │   │   │    │    │    │    │   │
├────┼───┼───┼───┼───┼────┼────┼────┼────┼───┤
│律师  │135  │36.5% │74  │20.0% │119   │32.2%  │42   │11.3%  │370  │
├────┼───┼───┼───┼───┼────┼────┼────┼────┼───┤
│总计  │302  │32.1% │137  │14.6% │352   │37.4%  │149   │15.9%  │940  │
└────┴───┴───┴───┴───┴────┴────┴────┴────┴───┘

  在法律职业群体内部,不同的职业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也不一样。在法官内部,坚持“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一样”的人数最多,有121人,占比40.4%;坚持“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一样,速裁程序有所降低”的人最少,有25人,占比8.4%。与法官一样,在检察官内部,坚持“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一样”的人最多,有112人,占比41.3%;坚持“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一样,速裁程序有所降低”的人最少,有38人,占比14%。律师群体内部则有不同的理解,坚持“普通程序最严格,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有所降低”的人最多,有135人,占比36.5%;坚持“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依次递减”的人最少,有42人,占比11.3%。
  表14法律职业群体内部对程序类型与证明标准关系的认识影响示意表
┌────┬───────┬───────┬─────────┬─────────┬───┐
│    │普通程序最严格│普通程序与简易│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总计 │
│    │,简易程序和速│程序一样,速裁│、速裁程序一样  │、速裁程序依次递减│   │
│    │裁程序有所降低│程序有所降低 │         │         │   │
├────┼───┬───┼───┬───┼────┬────┼────┬────┼───┤
│法官  │90  │30.1% │25  │8.4% │121   │40.4%  │63   │21.1%  │299  │
├────┼───┼───┼───┼───┼────┼────┼────┼────┼───┤
│检察官 │77  │28.5% │38  │14.0% │112   │41.3%  │44   │16.2%  │271  │
├────┼───┼───┼───┼───┼────┼────┼────┼────┼───┤
│律师  │135  │36.5% │74  │20.0% │119   │32.2%  │42   │11.3%  │370  │
├────┼───┼───┼───┼───┼────┼────┼────┼────┼───┤
│总计  │302  │32.1% │137  │14.6% │352   │37.4%  │149   │15.9%  │940  │
└────┴───┴───┴───┴───┴────┴────┴────┴────┴───┘

  从表13和14来看,实务界对不同程序案件中的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是不一致的,这就可能导致在类似的案件中有的以较高的证明标准定案,而有的案件的证明标准从宽。认罪自愿性是证据审查的重要方面,也是证明标准的重要内容。如果对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把握较低,极有可能导致违心认罪的供述蒙混过关,成为定案的根据,进而产生冤错案。
  三、被告人违心认罪的原因分析
  从上文的数据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极有可能违心认罪。被告人违心认罪,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被告人基于量刑诱惑违心认罪
  现有的认罪激励机制主要表现为量刑减让,不仅在严重犯罪案件中效果显著,即对可能判处长期监禁刑的被告人比较有吸引力,也对轻微犯罪案件被告人产生了较强的预期激励作用,比如在刑罚适用方式上主要采取非监禁刑和短期监禁刑。激励措施也有延伸至审前阶段的倾向,如采用非羁押强制措施。这就有可能导致在严重犯罪中被告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刑罚激励而违心认罪。
  被追诉人违心认罪是在知识匮乏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复杂的心理博弈过程。一方面,由于刑事诉讼特有的流程以及封闭性,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前,被追诉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审判,将面临着长期羁押等问题,饱受讼累。另一方面,由于侦查机关往往“不破不立”,在抓捕被追诉人之前,掌握了一定指控犯罪的证据。被追诉人如果此时不认罪,其后被法院判决有罪,将丧失仅有的量刑优惠。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并非如同教科书中的案例一般非此即彼,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可能一目了然,存在着大量的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灰色地带”。在出现定性争议或者罪与非罪认定等专业问题时,判与不判往往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一念之间,一旦判决有罪,上诉改判的可能性极低。对于被告人来讲,在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证据的情况下,与其通过正式审判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果,不如通过违心认罪获得一个折衷的结局,这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4]也就是说,认罪的好处在两方面有所体现:一是减少羁押时间,减轻了被追诉人内心的忐忑,使内心获得了“自由”;二是可以获得减少刑期的切实好处,使得肉身可获得更多的自由。[15]
  (二)司法机关偏离试点目标的把握
  司法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存在两方面的倾向,一种是为了实现破案率等目的而引诱或者欺骗被追诉人认罪,一种是基于司法实用主义将认罪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在渐进演变中始终没有禁止以引诱、欺骗方法获取供述。直至2012年修改的刑诉法,“引诱、欺骗获得的供述”仍然没有列为典型的非法证据。虽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审判在诉讼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刑事诉讼中流水线式的诉讼构造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刑事案件入口的侦查机关,出于完成办案指标等各种原因,极有可能米取诱供、欺骗等办法让被追诉人违心认罪,使无罪或罪轻的被告人妥协。[16]另一方面,以“结果为导向”思考问题的实用主义思维在实践中大有市场。虽然此次试点明确表示仍然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无罪判决。但是从司法实务部门来看,认罪认罚直接影响的是案件从简,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下有些工作无须再做。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与推行改革的出发点相违背,但是其实际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从上文的数据来看,不同的司法人员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理解是不同的,在不同程序中把握的严格程度也不同。而且,有的司法机关将认罪与否当作与被追诉人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此引诱被追诉人认罪,屡试不爽[17]
  (三)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有效落实
  被追诉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意味着其几乎丧失了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由于知识有限,其在认罪时是否清楚法律后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需要辩护律师的帮助。但是目前被告人的辩护权尚不能有效落实,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被告人不重视律师的作用。从数据来看,被告人对律师辩护的重视程度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认为不需要提供帮助的有50.9%,超过了一半。而实际的辩护率也偏低,在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过律师帮助的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认罪认罚案件中轻微案件占比很高,很多人对自己的定罪和量刑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认为聘请律师没有必要,因此辩护率更低。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也有可能劝说被告人认罪。随着我国对辩护律师阅卷权的保障不断加强,律师对案件的知情权已经基本得到了保障。然而与此相反,被追诉人的知情权却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这极有可能导致辩护人公诉人化:律师阅卷之后垄断了案情,却对被追诉人封锁案情。律师可能出于职业利益或者与司法机关搞好关系等因素,主动劝说被告人认罪,这就可能有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有一点,就是律师的正常履职行为可能被司法机关阻碍。司法实践中,一些办案人员常常将律师视为“麻烦制造者”,极尽排斥和阻挠,甚至操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换“不配合”的律师;也有些案件的值班律师成为走过场的摆设,甚至迫于压力演变成了办案人员的说客。[18]
  四、认罪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完善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提倡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即主动供述并选择与控方协商达成协议,形成一种非对抗式的诉讼格局。[19]但是既然是协商,这种协商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制度的设计初衷,否则就成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反而与改革的目的相反。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不论是诉讼构造、权力与权利的配置方面,还是被追诉人所处的物理环境方面,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天然不平等的。因此,要保障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应当从提升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来入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情权
  被追诉人认罪,首先应当知悉自己所犯罪名以及认罪或者不认罪的可能后果,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知情权。要告知被告人所犯罪名、量刑情节等情况,又要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请求辩护律师参加认罪认罚的协商。在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三个环节均应书面告知被追诉人的权利,使其了解认罪认罚的后果,作出明智的选择。参考各地试点的经验,有必要建立权利告知书制度,即司法机关制作专门的权利告知书,将“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以及选择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后果,一并加以列明,使得被告人在获知起诉的罪名和理由后,可以进行考虑和权衡。[20]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法院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被追诉人知情权的另一方面是对案件证据材料的知情,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之后,被追诉人的认罪可能更加自愿、真实。因此,检察机关可以主动选择就案件证据进行开示,包括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不利的证据,也包括无罪证据,用量刑优惠来激励嫌疑人认罪悔罪,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有更清晰的判断,对自己的量刑有更合理的预测,以此来得到被追诉人的回应。当然,这种开示不是美国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开示,是在检察机关主导下的开示,是否开示检察机关具有决定权,开示的主要目的是让被追诉人自愿认罪。
  (二)赋予被追诉人程序选择权
  前文的数据中提到,虽然一半以上的人选择认罪的依据主要是基于量刑优惠,但是仍有48.4%的被告人选择诉讼程序的标准是“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不考虑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在目前的认罪认罚试点中,被追诉人一般是不享有程序启动权的,是否适用该程序,决定权在于司法机关。但是笔者认为,能否对诉讼程序进行选择,是被告人是否享有诉讼主体地位的标志之一,赋予被追诉人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程序选择权是其自愿认罪认罚的延伸。因此应赋予被追诉人认罪之后选择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利,允许其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中进行选择,使其接受公正程序的审判。但是这种选择只能是由简单程序向复杂程序进行选择,不能由复杂程序向简单程序倒退,如符合速裁程序的被告人选择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司法机关应当允许,且不能将其视作不认罪;而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则不能选择使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在赋予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后,需要进一步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动程序。具体而言,应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最终决定权赋予法院,检察官和被告人均可以提议审判案件所适用的程序。
  (三)设立值班律师制度
  对于律师的参与,可以探索设立值班律师制度。在法院、看守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安排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驻派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应当由司法局分别与公安、法院和检察院联合发文,对值班律师工作点的设立层级、管理、职责做出明确要求,为值班律师工作开展提供制度保障。[21]对那些无能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由值班律师进行辩护。应当允许值班律师向辩护人的转变,值班律师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法院值班,都不应将其工作局限在法律咨询上面,还应允许其为被告人提供辩护,享有辩护律师的权利,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值班律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将自己所知悉掌握的案件情况与被告人沟通,使其对是否认罪有更清醒、客观的判断。
  (四)建立程序回转机制
  由于认罪事关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应当允许被告人犹豫或者反悔,当被告人不认罪不认罚时,应当将现有的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因此,法院依照认罪认罚从宽规定审理案件时,应重点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控辩协议的合法性。法院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发现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或者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机关发现存在上述情形时,应当建议法庭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在法院作出裁判之前,被告人推翻原来的有罪供述或者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法院应当中止审判程序,对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注释】
  [1]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2]桂梦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体描述与理论参照》,《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3]参见孔冠颖:《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4]具体题目为:您认为“认罪”的含义是()(单选)A.认可起诉事实B.认可罪名C.认可起诉事实及罪名D.认可起诉事实或罪名
  [5]具体题目为:如果没有犯罪事实,你是否会为了得到从宽处罚而违心认罪()(单选) A.不会认罪,坚信法律是公正的B.会违心认罪,可以早日出去
  [6]具体题目为: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你选择适用不同程序的依据是()(单选) A.程序本身公正严谨与否,不考虑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B.从宽处罚的幅度大小,哪种程序从宽幅度大,就选择哪种程序
  [7]具体题目为:如果在法庭上认罪认罚,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宣读、出示相关证据()(单选) A.有必要,正常宣读、出示证据B.有必要,但可以从简宣读、出示证据C.没有必要宣读、出示证据
  [8]具体题目为:在你的案件中,是否有律师帮助()(单选或多选均可) A.没有B.公安阶段有C.检察院阶段有D.法院阶段有
  [9]具体题目为:在你的案件中,是否需要律师帮助()(单选) A.需要B.不需要
  [10]您认为办理普通程序案件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定项选择) A.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否B.量刑建议适当与否C.犯罪事实及证据情况另外两个问题分别是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的关注点,也均为不定项选择。
  [11]您认为办理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存在的难点或障碍是()(不定项选择) A.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难以保障B.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当C.司法责任、错案追究方面的压力
  [12]参见张洋:《认罪认罚从宽并非法外从宽、一律从宽》,《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
  [13]您认为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案件中,相应的证明标准是否应有所不同()(单选) A.普通程序最严格,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有所降低B.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一样,速裁程序有所降低C.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一样D.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依次递减
  [14]参见候智武:《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理论导刊》2006年第4期。
  [15]参见冯明:《参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构探析》,载四川仪陇县人民法院官网http://ylxrmfy.gov.cn/html/fayuanwenhua/20160727/38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4月7日。
  [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http://www.npc.gov.en/npc/xinwen/2015-1 l/03/content_l9499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4月5日。
  [17]某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查认定了一起难度较大的毒品犯罪案件。公安机关以运输毒品罪将犯罪嫌疑人甲、乙移送审查起诉。二人到案后对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供述不一致,并在预审阶段均翻供,且二人将毒品运抵目的地数日后才被侦查机关抓获,在运输毒品的证据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承办人认为可以对证据更为薄弱的乙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事先与乙的法律援助律师沟通。律师表示对乙适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表示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做好工作。办案组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向犯罪嫌疑人乙释法说理,告知其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及相关的诉讼权利,提出明确的定罪意见和量刑建议。乙当场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供认了自己伙同甲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乙的有罪供述,为认定本案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在本案中,如果检察机关不与乙协商,那么乙认罪的可能性极低,这就可能导致甲、乙两人均无法提起公诉。但是检察机关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将认罪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主动与被告人协商,从而让乙先认罪,然后以乙的口供来指控甲犯罪。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屡试不爽。
  [18]参见《从难点到隐忧:司改风险能否破解》,《江淮法治》2016年第20期。
  [19]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20]同前注[1]。
  [21]参见董红民、麻伟静:《构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实证探析》,《中国司法》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洪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管理监督部检察官助理、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